嶺南的蠶絲業(yè)始于秦朝。據(jù)史料記載，南越王趙佗為穩(wěn)定秦在嶺南的戍軍，曾“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許其萬五千人”。這一萬五千名負責衣補的女子中，大多善于桑蠶絲織。自此，嶺南絲織業(yè)有了長足發(fā)展。當時粵東稱揭陽縣，屬南?？?，同樣有戍卒，嶺南絲織業(yè)應由此時始。
宋代以前，蠶絲業(yè)在潮州曾有一個興旺期。這種蠶絲業(yè)，不管來自中原地區(qū)，還是由古越傳播，但肯定和常袞、韓愈、楊嗣復等京官來潮之后的倡導有關。反正潮州曾出產(chǎn)絲綢?？上В缙诔敝莸臍v史文獻已消亡殆盡，以致我們今天要了解歷史真相，不得不去典籍中尋尋覓覓，沙里淘金，才得以見到片葉零鱗。
《太平寰宇記》介紹潮州謂“煮海為鹽，稻得再熟，蠶亦五收”。《太平寰宇記》乃北宋地理總志，編著于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公元976—983年)，距今已超千年。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早期信息。然而，清初吳穎編纂《潮州府志》，則云潮州“蠶事未興”，疑《太》書所言有訛。這亦難怪，唐宋以降，潮州的養(yǎng)蠶業(yè)已不復當年景象了。
我們來看看唐代，常袞等京官被貶來潮州之后，便大力“辦學校，勸農(nóng)桑”，倡導先進的教育文化和農(nóng)耕文化。尤其是韓愈，他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任潮州刺史。在潮州不足八個月的時間里，他寫了祭文五篇，其中三篇內(nèi)容涉及蠶桑?！都乐褂晡摹吩疲?ldquo;稻既穗矣而雨，不能熟以獲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nóng)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
《祭石界文》曰：“淫雨既霽，蠶谷以成，織婦耕男，忻忻■■。”
《祭城隍文》云：“天地山川，清風時與。白日顯行，蠶谷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
韓愈在這些祭文中，并非泛泛而談，無的放矢。他之所以再三提及蠶和谷，予以極大關注，在于這兩件東西確實關乎百姓的“衣食”，也是潮州社會生產(chǎn)的重點。盡管絲綢綾緞，斷非草民蔽體之物，“遍身羅綺者，不是養(yǎng)蠶人”，這是不待言的，但蠶事亦確是百姓賴以謀生的手段，更關乎朝廷賦稅。刺史之任，莫大于此。故韓夫子才那樣自責，以為淫雨不止，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神，是刺史失職，希望“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百姓)無辜，惠以福也。”我們相信，韓刺史是真誠的。他親身體會到，蠶谷在當時，是關乎潮州社會安定、百姓生死的關鍵。故而，他才那樣意殷殷、辭切切。這是潮州產(chǎn)蠶絲明證。
類似韓愈那樣的文章，在此后一千年的潮州，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這并非父母官們不像韓愈那樣關懷黎庶，而是蠶桑業(yè)已在潮州社會漸次淡出，顯得不那么重要了?；蛟S宋代潮州的蠶絲業(yè)還有相當?shù)囊?guī)模，如《太平寰宇記》所言的“蠶亦五收”，可惜我們找不到較為詳實的記載。到了明萬歷五年(1577)陳天資在《東里志》中說：“九邑無綺羅之織，故桑不甚多”。說潮州“桑不甚多”，也許無大錯；說“九邑無綺羅之織”，便可一議。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郭春震修《潮州府志》，便在“物產(chǎn)”條中，說明當時產(chǎn)自潮州的布帛有“苧布、葛布、青麻布、黃麻布、蕉布(七縣同)、綢絹(出海陽)、天蠶綢(出程鄉(xiāng))、竹布”。除綢絹、大蠶綢用蠶繭抽絲織成外，其余皆為植物纖維布，統(tǒng)稱夏布。他還在《田賦志》中，列出一組有趣的數(shù)字，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潮州七縣(當時僅七縣。35年后，陳天資作《東里志》時，普寧澄海已置縣，故曰“九邑”)上繳朝廷的蠶絲數(shù)。
除海陽縣秋季上繳的軍用藍棉布按價折算成銀兩外，其余桑絲一律上繳實物，原因是七縣皆產(chǎn)蠶絲。而朝廷每年要潮州府上繳約三十斤蠶絲，說明其養(yǎng)蠶業(yè)并非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計。繳納蠶絲精確到毫厘的程度，是由當年的產(chǎn)量，按一定的稅率計算出來的。
到了清順治十八年(1661)吳穎修《潮州府志》的時候，潮州的蠶桑業(yè)已瀕臨衰亡，因而桑絲已不再上繳實物，而折成糧食。吳志中說：總計通府官民夏稅農(nóng)桑茶課漁課并虛糧十七萬一千七百四十八石二斗九升二合七勺。這十七萬一千七百多石稻米，是潮州各縣每年上繳賦稅的概數(shù)。
潮州究竟種了多少桑樹？明清二代有零星的記載，唐宋時期則不清楚，但某些地名可略見端倪。
桑浦山：居潮州“陰那、桑浦、鳳凰、蓮花”四山之列，因山上長滿桑樹，且近韓、榕兩江出海口，故名桑浦?？滴醭敝葜趾紝W修府志，其“海陽山記”曰：桑浦在縣西南四十里，高二百丈，圍四十五里，勢若蜿蜒，產(chǎn)茶，北麓多桑。
桑田：在潮陽縣西部竹山都，今屬河溪鎮(zhèn)。明景泰四年(1453)在該地設桑田市及桑田巡檢司。據(jù)《潮陽縣地名志》言：該地居榕江出海口西岸，背山面海，因昔年泥沙沖積而成，以滄海桑田之義而命名。筆者則懷疑該地也許和潮州許多地名一樣，可以循名責實。如桃山、麻田山、竹山、樟林、龍眼城、楊梅山、葵山、芹菜坑、東瓜坪、葛洲、橡埔、蔞園、棉城、茶園村、楓溪、柘林、白藤坑等，都與特產(chǎn)有關。
明代《永樂大典》潮字號記載：畦桑：本府海陽等四縣畦桑地五頃六畝三分五厘，每畝栽桑四十株，計桑二萬二百五十四株。
明初四縣已包括整個粵東地區(qū)。上述栽桑地，應是官方統(tǒng)計數(shù)字。清乾隆二十六年 (1761)，知府周碩重修《潮州府志》，列明全府總田畝為二萬七千零八頃三十六畝三分零五毫九絲二忽九微五僉。
與《永樂大典》開列潮州府畦桑面積對比，乾隆周志公布的桑絲地面積共約六百六十四畝，反而增加了大約一百畝。
總之，古代潮州曾出產(chǎn)絲綢，盡管說不上“盛產(chǎn)”，但規(guī)模還是不小的。
那么，潮州的養(yǎng)蠶業(yè)后來哪里去了？
明代中期，潮州人口仍大體為五十萬左右。宋代的潮州，糧食綽有余裕，至明末還可外輸，清初，由于戰(zhàn)亂及斥地，潮州人口銳減，總數(shù)降至三十萬左右?？滴踔泻笃?，社會穩(wěn)定，生產(chǎn)力發(fā)展，人口驟增，至乾隆朝，潮州人口已超百萬大關，人均耕地約二畝。
由于人口壓力增加，糧食無法自給，只好年年墾荒，向山林要土地，把桑田改成糧田。乾隆八年正月廿九日，廣東布政使托庸上奏朝廷：“粵東產(chǎn)米無多，向藉鄰省商米接濟。”靠商米接濟，倘若運輸供應不上，或商販囤積居奇，米價便陡升，引起社會混亂。因之，自乾隆中葉起，清政府才允準商人到暹羅采購大米，同時放寬出境限制，允許向海外移民，以減少人口壓力。
在本土，則采取發(fā)展多種經(jīng)營的方法，以增加經(jīng)濟收入。茶葉、蔬菜、甘蔗、花生、棉麻、煙草及各種加工工業(yè)都有較大發(fā)展，獨蠶絲在粵東大地消失得無影無蹤。二十世紀前期，有兩部潮州府志，一部為揭陽潘載和著《潮州府志略》，一部為饒宗頤纂編《潮州志》，再沒有提及蠶桑。饒志在“布綢紗繡”項，談及唐時潮陽郡每年貢蕉布十匹。至近代，潮繡仍用程鄉(xiāng)之絲。
程鄉(xiāng)由潮州析出之后，梅州于今也已不產(chǎn)絲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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